注:本文是中大第三学期公选课沈成飞老师《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课作业,文章实是催促所作,无非寻章摘句,无病呻吟,实没有什么多少可取的地方,不过既然写了,不如就贴出来。当作资料一份足矣。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魏源作《海国图志》五十卷,咸丰三年,公元1852年,重补作一百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四洲志》。《四洲志》是时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出资组织翻译的《世界地理大全》,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而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被罢官后,将《四洲志》和大量的中外资料交与魏源,嘱其编撰《海国图志》。于是,时为两江总督裕谦幕僚的魏源耗尽心血,用所得资料,加上自己在与英军斗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材料,写成了这部恢宏巨著。
 
       在序中,魏源直截了当地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在此而来。后来这个口号被洋务派改为“师夷长技以自强”,这是后话了。
    
       这句话,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当时,大清帝国在历经了康乾盛世后,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了。而道光帝庸暗,在他的统治之下,中国依然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用洋洋自得的姿态俯视着四方番国,却对已经经过70多年工业革命,日益强盛的西方列强一无所知。西方各国由于贸易发展的需求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着打开中国国门的办法,却收效甚微,故而益加不满,开始思虑用武力的方式达到目的;中国由于不能控制住鸦片走私,从康雍以来的“鸦片内输,白银外流”现象加剧,已经导致贸易逆差,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面积的吸食鸦片现象,国民身体素质和军队作战能力已经不大如前了,国力和军力愈显“虚弱”,并且没有遗漏地暴露在虎视眈眈的列强面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鸦片战争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而在西洋人使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中国人面临着一种对西方认识的危机。对着这样一群一无所知的强大对手,亲临者大呼神兵,甚至是妖魔,而道听途说者添油加醋,更是将敌人的强大描述到不可战胜的程度。而又由于清朝满人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基于对失去权威、失去政权的恐惧,加上长期“天朝上国”的心态,当权者拒绝改革,拒绝开放,宁愿妥协,将敌人神化、妖魔化,纹饰自己战败的责任,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决策错误,不愿正面去面对这些“从天而降”的海国来人。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魏源作为时代中少有的“明白人”,通过著书,介绍国外情况,提倡“师夷”,实际上是非常理智和正确的。正如序中所引:“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魏源正是通过《海国图志》里这此新的见识来唤起国人的清醒,平定人心对夷人的鄙视或者恐惧等不正确的情绪和认识的。
 
       纵观中国近代史,魏源这本《海国图志》显然是开风气之先,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还有一点,魏源在本序中明确提出:“然则执此书即可以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实质已经道明:书中只是谈到一些用兵的方法,还没能谈到战胜敌人的根本问题;只谈到一般的战略战术,还没有深入研究政治思想的问题。这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国强盛,不只是要学习洋人的技术,更要探寻洋技优于我的本源。后来当权者没能想到或者做到这一点,从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洋务运动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宣告失败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程;而日本在得到东传的《海国图志》后,发奋图强,通过明治维新,富国强兵,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中国,从中国一附庸翻身成为列强之一,这显然在另一个侧面显示出魏源的远见卓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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