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篇论文是大一的“思修”作业,题目是这样的:

  1. 道德与法律是两种基本的社会规范。
  2. 本课程的讲授中论及它们的关系,讲述了“全规则”与“规范分化”及其对社会、个人的影响。
  3. 评议这些观点,并谈谈对法律、社会公德、个人德性间关系的思考、见解。

今天看见了,不如贴出来留记。

古南永老师在《法的精神》一课中提到:大一统是以政治为核心的“全规则”,政治决定经济,而道德政治化、思想政治化,甚至于“德入刑律”。在那样一个社会,“表面上是政治、思想、道德一体化的‘全规则’,实际上通行许多‘潜规则’。公共规范即个人德性,以规范为德性,公德、私德不分。政治即伦理,高标、底线不分,把圣人道德当作普遍要求。”


这实际上就是对儒家追求将家族伦理推广为社会公德的描述。儒家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故而儒家的观念也就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孔子喜欢讲君子与小人。君子为人崇敬,小人为人不齿。而孔子本人,在后世更成了“圣人”,为世人膜拜。然而,孔子所提倡的“克已复礼”等这些高尚的品质,却往往是阳春白雪,始终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做到,而这些人往往又“和者寡”,以至于几千年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声从未停息。

“两千年来的实践证明,儒家推广伦理使之成为公德的结果是失败的,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缺失公德、而以伦理代替道德的状态。”/*1《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缺失与社会公德的重建》*/而实际上,近几十年来,随着与外国人士交流增多,国人一直面临一种尴尬:经常听到关于中国人素质低的评价,心中不快,但又不得不承认,现今中国社会中,仍然有许多人“没有公德心”。

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中国,何至于此?

对此,我认为还是要说到关于“道德法律化”的问题。

古老师讲的是道德政治化,我个人认为,道德政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即为道德法律化,将它们以一种固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即也是“德入刑律”。而对于相对法制化的现代社会,有道德政治化倾向的当权者,必然会使用法定程序来使其所谓“道德”转化成为法律,从而得以确定。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道德政治化实已与法律化无异,所以下面我会更多地使用“道德法律化”来表述。

道德与法律是两种基本的社会规范。

道德,是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只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的道德,则称作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称为公德,即社会公德。

而法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为什么要法律?有人说,因为会有某些人为了自己的天赋人权常常破坏秩序而危害他人的天赋人权。这很好的说明了解释了法律的必要性,同时也说出了道德的不足。

现在在谈公民道德,又谈建设法治社会,要依法治国,于是道德法律化的命题就产生了。

将道德法律化,这个听起来似乎不错,把人们认同的都制定成为法律条文固定下来,让大家都来遵守,从而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和谐,更加文明的社会。

正如中学思想政治课本上所讲,法律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道德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

可见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可以互相代替的,而只是互补的。法律与道德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具有强制力和惩罚性。而道德,本身就是对个人品质的一种要求,一种更高的期望。

有人提出“泛道德化”的说法,指的是“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以至越位侵犯到文化、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从属的地位,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

对于道德法律化的想法,正是“泛道德化”思维在法律上的表现。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儒家的思维正是这样一种泛道德化的明显表现。这正像几十年前的大跃进时代,提出了不现实的高目标,以至于全国上下就产生了虚假浮夸的风气。孔子为人们提出了克已复礼的要求,要求人人都做到“仁义礼知信”,要“内圣”。而希望越多,失望越多。当目标、理想成为不可能达到的高标时,它就没有了应有的现实意义了。

儒家的错就错在将私德当作公德,而然后这“公德”又被政治化、法律化,变成了要求人人必须做到的,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以至于写成了一部“吃人”的历史。

故而说,私德就是私德,公德就是公德,而道德和法律更不能混为一谈。个人德性就是个人德性,遵从道德与否是个人的选择。当然社会的主流还是希望对社会全体做出一定的引导,但仅此而已,绝不能是强制要求。如果“泛道德化”成了事实,道德法律化得到“实践”,那么将会重蹈前两千年的覆辙!

如非说明转载,本博文章皆为原创,转载请务必注明文章出处: 转载自慎思琐识录 作者:慎思

本文链接地址: 议道德的法律化

关于 Shens

Shens 已经在这个博客中伪文艺了 58 篇博文.

爱哲学,爱历史,也爱诗言志;爱读书,爱生活,也爱到处跑。我是非典型挨踢男。